卓今 | 文化批评的经典化难题
卓今（1968—），女，湖南慈利人，博士，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提要
信息化时代的文学文本有可能经过改编和再创作，从而脱离原来的形态。文化研究者正在为这种变化调整研究策略，探讨其规律和生成机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不同的是，文化研究者除了关注新形态起源和新要素发展，更多关注的是外部形态。因为外部形态是新发生的，变化着的，引人入胜的，而内部形态是固有的，大体不变的。文化批评者放弃对文本的艺术表现力和思想价值的研究，尝试通过对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问题的揭示，重新塑造一种文学期待和文学想象。这一研究潮流表现出以下几种特征：解释经典的行为学盛行；通过外部经验揭示经典本质；用新技术+新观念重估经典作品。文化研究的这种阐释模式带来新的问题，即阐释行为表现为阐释目的与文本的疏离。经典文学通过感性的方式揭示人的情感和思想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以此构建一种人类健康发展的价值体系。文化批评将这一价值框架打破，把文学作为单纯的历史对象加以考察，文学内部的精神性被忽略，文学作为精神故乡的连接被切断。鉴于此，文化批评需要解决返还文学内部、返还文学本身这个难题。
进入21世纪以后，文学史以及文学经典的重构话题成为一种新的学术思想潮流。面对海量的文化产品和复杂的文化现象，文学研究需要对应这种现实，提出新的方案，解决新的难题。当下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一部作品印成书籍并不是终端形式，它可能被改编成影视剧，开发成游戏，还可能有更多的延伸（游戏的周边产品，玩偶、模型、旅游景点等）。大多数衍生品的原始形态仍然是以文字形式呈现的文学作品，但人们似乎忘记了开端。被无限分割、附加、扭曲、变形、延长，在文学的基础上进行多种多样改头换面，其本质还是不是文学？当代文学研究已然拓展到了文化研究。文化研究者必须为这些无限增加的量而忙碌，探讨其规律和生成机制。与文学研究不同的是，文化研究者除了关注新形态起源和新要素发展，更大的兴趣还在外部形态。因为外部形态是新发生的、变化着的、引人入胜的，而内部形态是固有的、大体不变的。这一研究潮流表现出以下几种特征：一是解释经典的行为学盛行；二是通过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力外部经验揭示经典本质；三是以新技术+新观念重估经典作品。文化批评者放弃对文本内部的艺术表现力和思想价值的研究，尝试通过揭示外部形态，重新塑造一种文学期待和文学想象。本文试图通过上述研究，解释文化批评与经典化的关联。
一、解释经典的行为学
文学作品传播的传统方式，需要接受者捧着纸质书阅读，去剧院看戏，去电影院看电影，其行为受周边环境、条件的限制，如时间、金钱、精神、爱好、修养、个人文化层次等因素。其方式是亲密式、触摸式，主体与对象之间近距离的接触，读者与书本的接触，买/借书，翻阅；观众与剧场、影院，通行方式，步行/乘车，购票。行为人与目标之间设定了障碍，通过一定的努力，行为人才能有效接近目标和达到目标。数字化时代，在接受行为模式上，电子媒体取消了所有的难度，读者/观众毫不费力地接受各种文化产品，甚至大部分是免费消费，打开电视机、手机，娱乐项目应有尽有，唾手可得。有些文化产品通过广告宣传强行置入。这种被资本挟裹的阅读/接受，按照传统经典的标准，这些作品/产品绝大多数成不了经典，市场规律可能促使生产者出产精品，但精品不一定能成为经典。文学作品呈现的方式改变了，文学的本质并无改变。形成文学经典的本质要素也未改变。文学研究者看到了现实社会的变化，研究方法从单纯的文学研究转向复杂的社会行为研究。经典概念从核心扩大到外围。文本形态从书本到非书本，如广告牌、服饰、用具、工艺品等行为艺术，承载内容从文字扩大到图画/音像、符号。研究目的从个人纯粹审美变为不得不兼顾项目赞助人的利益。
（一）文化批评阐释行为表现为阐释目的与文本疏离
由于研究目的不同，各派系之间各说各话，以某一具体事例做靶子，针锋相对。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研究与生态批评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干预立场上是一致的，但在各自目标对象上有分歧，某些观念形成对立且不可兼容。据美国《ABC7News》2018年11月30日报道，知名极端动保组织PETA（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在美国加州101高速公路边设立了一个广告牌，广告牌上画着一个穿蓝色衬衣的金发“鸡蛋”脸女人，旁边附着醒目的大字：“面对现实吧，吃鸡蛋就别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下行小字写：“蛋和乳制品都是残害雌性动物的产物。”这是对女性主义者的挑衅。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有些生态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对经典文学进行挑剔，有些批评已经溢出了文化批评的边界。尤其是背后有大资本、大财团支持的研究团体，很难说是一种纯粹的学术性文化研究。在资本化时代，出于正义和道德的目的正当性文化研究一不小心就走向自己的反面。每个个体都出于一种善的动机，注入群体后，使它具有了活力，而某种理性的活力集团很容易成为一个“利维坦”一样的怪物，最后建立起一个自己并不想要的现实。后殖民主义热衷于指责那些操控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的行为。牧场、乳制品等农产品集团，以及皮草、皮革等世界级时尚品牌则不喜欢那些维护生态动保基本权利的生态主义者。站在道德高地的生态主义批评者有意忽略社会发展和民生问题。而女性主义批评的敏感和尖锐越过了性别平等诉求，颠倒过来再次变成一个性别压迫另一个性别。与纯粹的文学经典化不一样，文化研究总是溢出学术边界，希望对政治、经济、社会现实产生影响，以政治正确的名义干预各种事务。经典文学作品在这里仅仅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一个工具，在某种斗争中被卷入其中，具体某些作品有的浮上来，再沉下去。文化研究作为公共阐释的方式之一，它也是一种综合判断，恰好符合文学经典化生成过程的要求，成为现代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公共阐释语境里，所有打着经典建构主义旗号的文化研究，尽管不具有本质性，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可小觑。
（二）技术、文化工程、艺术准入标准与阐释难度成正比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发展与文学经典化有深刻的内在关联。物质文化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早期最贵重的材质甲骨、青铜，只有占卜和祭祀活动刻录在上面。“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日常生活不是不值得记载，而是材料太昂贵，掌管文化（识字）的人寥寥无几。在青铜器、龟甲、兽骨上刻字，需要专门的技师。周代的“史墙盘”是在青铜材料的底部铸刻铭文，周代列王文、武、成、康、昭、穆的事迹以及当世天子的文功武德，都浓缩在这284个字上。而“逑钟”和“逑盘”也是类似的“追孝”铭文。铭刻这样的文字就是一种政治权力和雄厚财力的彰显。东汉发明纸张之后，文学批评活动、文学史写作、文学选集的编撰以及书籍目录的编纂空前活跃。各类“文选”成为经典化的平台。生产力的发展与精神文化的增幅似乎是成正比的，至少在数量上是这样。在质量上，文明程度的提升也是成正比的。作为书写媒介的纸张的发明和传播，以及11世纪印刷术的推广，使得经典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印刷术的出现使明清长篇小说得以问世，各种私人作坊的刊刻使大篇幅、大容量的作品得以留传，不需要运用国家力量进行文化大工程建设。适当的技术，在人力可控的范围之内，技术与经典化相得益彰。网络写作之前，大工业印刷带来的报纸、书刊，虽然每年数以万计的新作出版，一切文本都在可控的范围。网络时代是一次巨大的变革，网络写作直接越过文化部门和期刊编辑的审查。发表零门槛，每个人都是作家，每个人都是出版社。经典化的行为学进入一个新起点。电子媒介传播、数字技术等，海量的文学作品和疑似文学作品，鱼龙混杂，而阐释者在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目的不同，需求不同。人工智能参与写作，经典如何定义，机器人的作品是否能够成为人类的经典？生产力发展、技术的革新、文明程度提升，经典的遴选难度加大，经典化程度步伐放缓。
（三）伪经考证及制作动机的经典阐释的深层文化意义：“另一种形式的思考、分析和发明”
后世的价值取向如何重构早期作品，版本对于意义的确立，也是经典传承中的一种阐释学行为。毫无疑问，后世的评判对早期作品的流传和保存会产生影响。经典文本的存留面临许多不确定的危险，自然损毁与人为损毁。自然损毁如保存不当、磨损、水浸、火烧等。人为损毁有两种情况：一是不重视，任其消亡。由于经典的淘汰机制使一些自动淘汰的作品不再有机会露面，文学史、文学批评不再提起，文本不再受到重视甚至完全被忽视。有些作品有机会在某些类书中留下目录。二是官方的禁书运动造成的损毁。政治强权下的禁书运动造成的毁灭比自然消亡来得猛烈，被列入名单的书籍不管是经典还是普通作品，都是灭顶之灾。“尽管秦文化重视实用的风格使得许多技术层面的知识得以存留，但是以理论为主题的体现较高思辨等级的文化遗产遭遇‘秦火’造成的文化劫难，是不可否认的历史真实。虽然‘民间《诗》《书》，未必能家摧而户烧之，燔余烬遗，往往或有’（刘师培《六经残于秦火考》），我们却不能在回顾文化史时，轻易否定毁灭文明成就的文化专制主义的罪恶。”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对“焚书”事实的记载应该是比较权威的证明。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建言：“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但特别强调留下技术类书籍：“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司马迁又在《史记·李斯列传》中再次记录这一建议，蠲除文学《诗》《书》及百家语，保留医药、卜筮、种树之类书籍。秦始皇采纳了他的建议，认为“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焚书”事件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损毁，致使后世学者为了抢救文献而进行艰苦的修补和复述工作。早在《通志》（卷七一《校雠略》）就有《秦不绝儒学论》之说，对秦始皇焚书之事存疑，谓之“秦人焚书而书存”，或曰“诸儒穷经而经绝”。王子今对“秦人焚书而书存”一说，认为有两个原因，“一者因‘博士官所职’的国家典藏；二者因民间在艰险情况下的保护和传承”。那么，在传承和保护过程中所进行的补缀难免有修正和扭曲的可能。尤其是复述和“伪经”，众所周知，有关“古文《尚书》”“今文《尚书》”文本的争议至今没有定论。
“伪经”制作可以视作早期的经典行为学事件。每一时期的文学都有自己标志性的个性。成员之间相同习俗和文化背景构成某些共同行为特征，达成某种共识，通过公共阐释达到克服文艺表征可能出现的弱点或者缺陷，使阐释行为有理性和预见性。伪造经典的行为在当时也形成了某种共识。行为主体明白违反者要受到制裁和惩罚，怀着某种伟大而隐忍的奉献精神：在历代“评家”和“选家”的共同评判下，成为被肯定的文化事件。
某种意义上，汉代伪书盛行实乃迫不得已。如果说博尔赫斯笔下的经典伪造者皮埃尔·梅纳尔纯粹出于个人爱好。刘歆父子及众儒生的经典伪造似乎有说不出的苦衷。博尔赫斯为梅纳尔的造假行为提炼出非凡的意义。起因是一位叫路易·梅纳德的人，义务为古人当枪手，为狄德罗写出了《咖啡馆的魔王》。如果不是被法朗士看出破绽，就收到《狄德罗选集》里去了。引发了博尔赫斯写了一篇幽默晦涩的小说《〈吉诃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尔》。当然他首先谴责伪经制造者对读者的欺骗行为是不可饶恕的。梅纳尔自己的“可见的”作品并不多，有象征主义的十四行诗一首，还有7篇文艺评论，4篇语言学和句法学文章，2篇棋艺研究文章，一部文艺理论专著，几篇其他杂类文章。他的天才用在了伪造经典这项“伟大”的工程上。他的最有价值的著作是《吉诃德》——他替塞万提斯写的一部小说。他认为塞万提斯应该写这么一部小说。这部未完成的伪经典还是被人发现了。他完全可以重新塑造一个“吉诃德”。但他却执意要写出同塞万提斯“逐字逐句不谋而合的篇章”。他首先要掌握西班牙语，重新信奉天主教，让自己进行一场模拟——同摩尔人和土耳其人打仗，忘掉1602至1918年间的欧洲历史，让自己“成为”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经博尔赫斯鉴定“塞万提斯和梅纳尔的文字语言完全相同，然而后者丰富多彩的程度几乎是前者望尘莫及的”。
“这些虚无主义的验证并无新意，奇特的是皮埃尔·梅纳尔由此引出的决定。他决定抢在人类的所有艰辛化为乌有之前，着手进行一项极其复杂、事先就知道是无足轻重的工作。他殚精竭虑、焚膏继晷地用一种外语复制一部早已有之的书。草稿的数量越来越多；他顽强地修订，撕毁了成千上万张手稿（我记得他的有方格的笔记本，黑笔的涂改，特殊的排版符号和蝇头小字。傍晚时分，他喜欢到尼姆郊外散步；往往带着他的笔记本，把它付之一炬。原注）。他不让任何人看到他的手稿，不让它们保存下来。我曾想查找，但是白费心机。”
他把自己的行为定义为另一种形式的思考、分析和发明，是一种“智力的正常呼吸”。伪造这样一部经典难度更大、付出更多，他完全是在挑战智力的极限，珍惜古人的思想，以这种方式向古人致敬，并承认当代人的无力和不开化。“所有的人都应能进行各种各样的思考。”博尔赫斯讽刺中带有赞赏。
刘歆的爱好与梅纳德（梅纳德为真实的伪造者，梅纳尔为博尔赫斯的小说人物）类似。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就揭发了刘歆，他为古人写出了《左传》《毛诗》《周礼》等一系列典籍，为了骗过同代和后代，他还把天下之书篡改了一遍，比如把刘版《左传》中的文字塞进《史记》。钱玄同也揭发刘歆，说他自创了一套先秦文字。但是，问题是康有为和钱玄同的考证可靠吗？替古人写书，其艰辛程度堪比原创，既不得名又无大利。不得不怀疑，因为这个行为违背人性自私自利的天性。事实上康有为、钱玄同他们是有私心的，旧章不可信，从此要维新，于是对经典进行“强制阐释”。钱穆先生通过考证、辨伪，认为康有为等“其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康有为和钱玄同在讲故事，钱穆在进行理性阐释。伪经制造者的行为同样也可以提炼出伟大的意义：焚书坑儒之后，书生们可能自己认为是凭记忆复制，真正意义上的“为往圣继绝学”。
像上述《狄德罗选集》差点误收伪作的情况并不少见，个人文集和全集收入篇目，由于失误忝列为经典的案例最典型的应该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版（MAGA1），由于经过俄文转译，当时没有条件一一甄别，误收了不属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有11篇之多。MAGA1的权威性毋庸置疑，人们很长时间一直把这些篇目当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这种情况纯非偶然，作为经典阐释学行为中的事件还是有研究价值。
二、通过外部经验揭示经典本质
文学的外延无限扩展的结果会导致内涵被掏空。文学疆域如何界定？简单粗暴地用文学内部、文学外部二元对立的模式显然不够精确，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是以纯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或者文学文化研究指称这一现象。文学所呈现的事物包罗万象，除了句法、修辞、语言、结构、风格、叙事等根本性问题，必然涉及政治、经济、社会、风俗、人情世态、精神和心灵的问题。文化研究关注的恰恰是后者，并以反体制性和批判性见长，其“反精英”宗旨对经典文学提出挑战。那么，阐释的公共性涉及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总体对待经典的态度。
（一）存在的焦虑和个体存在感的确认
后殖民主义的兴起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术界发起的文化批评思潮。它不再局限于纯粹的文学研究领域，而是把政治、经济要素也纳入批判视野，并带有强烈的文化批判色彩。批判重心落在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和话语权力。后殖民主义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要点：第一，关注原宗主国与殖民地和第三世界之间文化差异的理论研究。以福柯关于“话语”和“权力”关系的学说为理论依据。依照这一理论逻辑，世界上的任何“知识”，归根结底都是一种“话语或权力”的较量。第二，否认一切主导叙述（Master-narratives），以批判欧洲中心主义为要务，并质疑以“现代性”为基础的发展观念。第三，解构西方中心主义所建立起来的“世界中心和唯一意义源泉的欧美”与“笼罩在黑暗愚昧的阴影之中”的第三世界这种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后殖民主义致力于揭穿由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构成的历史。第四，否定全部的“基础的”历史写作，批判“基础的”视角总是通过一种“同一性”而压制了“异质性”。第五，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把“现代性”“民族国家”“知识生产”“身份认同”“文化霸权”都纳入批评视野，使文化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展。
后殖民主义不能容忍经典文学作品中把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国家描述成恐怖、邪恶、野蛮的形象，那些隐含着二元对立的要素，文明——野蛮、理性——非理性、先进——落后、科学——迷信等，尽管通过使用复杂的隐喻和修辞策略，后殖民主义也会毫不客气地揭示出来并予以批评。萨义德直截了当地对此进行批评：所谓东方只不过是“‘东方化’（Orientalized）了的——相信观念、文化、历史这类东西仅仅出自想象，将是不严谨的。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这一关系非常准确地体现在帕尼尔（K.M.Panikkar）经典性的《亚洲与西方霸制》（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一书的标题之中”。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世界进程就处在一种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之中。后殖民主义要打破这种站在文明高地的叙事姿态。
文化研究必须面对当前文化现实。文化研究者都是目的性很强的读者，他们不关心语言、修辞、结构、风格，他们只在乎作品是不是有社会问题。关心思想意义，忽略艺术价值。“伯明翰学派”把文化看作是“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站在平民的立场，研究对象，从高雅文化下沉到大众文化，传统文学经典也被泛化到通俗文学和非文学，并把文化研究拓展到文化现象包括与文化相关的一切行为。中国学界视伯明翰学派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确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如对工人阶级及其亚文化的关注，并在此基础上扩展到性别、种族、阶级等文化领域中复杂的文化身份问题、文化认同问题，但他们不涉及社会发展模式和政治体制问题。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他们巧妙地回避了马克思所关注的阶级问题下的文化权力问题，剩余价值下的文化分配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众精神和心灵问题。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提出“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他在《狱中札记》中强调文化霸权的重要性。他没有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而是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看成两大阵营，即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由政党、工会、教会、学校、学术文化团体和各种新闻媒介构成，而政治社会或国家则是由军队、监狱等暴力机构构成。”他的“文化领导权”主要是指在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其统治方式是用宣传代替暴力，掌握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权，用温和的宣传使民众接受法律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以此达到统治的目的。弗朗茨·法侬（Franz Fanon，1925-1961）作为作家、散文家和心理分析学家，同时也关注政治理论。法侬的“民族文化”理论对后殖民主义产生很大影响。“他的新颖之处主要在于首先真正地以殖民地为本位谈论殖民主义问题。”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话语”与“权力”理论可以说戳中了后现代社会的痛点。知识与权力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怎样通过话语权将某种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他认为艺术创造也是可以挑战权力的。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1921—1988），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194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对文化研究起到推动作用，对当代西方文化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他们的策略和方法在西方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学界也从中受到启发。
这些看似与文学无关的文化研究，深究起来可以发现，他们以文学为出发点，扩大了文学的疆界，以文学艺术、社会行为、文化现象为审美对象，深入人的精神内部，关注普遍的焦虑和个人存在的问题。文学经典仍然是主要审美对象，文化研究者采用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挑战传统研究方法，使一些遭受冷落的旧经典焕发了勃勃生机，这是文化研究作为一种阐释方式所做出的贡献。中国的文化研究多多少少受西方文化研究的影响，一方面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现象自身发展出来的，另一方面受西方文艺理论的观念影响，二者融合后形成新的中国特色文化研究方法。
（二）审美自主权的维护
文学作品经典化过程中，后殖民主义阐释不再按照传统的套路，而是将话语和关系都置于后现代语境中，以自我——他者的视角看待问题，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不再是关注对象，而是把人物、事件、语言、叙述模式放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中进行分析。殖民与后殖民、男人与女人、白种人与黄种人、环保与污染等，有意忽略文本原有的文学性，主要从意识形态批判、社会批判、政治批判入手，对原有经典文本进行解构。
文化研究以及后现代文艺理论，在美学意义上产生非同凡响的影响。人开始关注自身，关注作为主体的人。黑格尔在谈到自我意识的独立与依赖时强调，主体和客体双方互相颠倒，走向自己的反面，主体想要的独立意识却成了非本质的独立意识，客体的意识却成了主体的意识。他要迫使自己返回自身转化到真实的独立性，自己身上就有了自为存在的真理。自然界的独立性是非本质的，满足的过程就是消失的过程，人需要通过劳动找回自为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有所升华。马克思一再谈到人类的社会本质以及劳动在人类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基于人的心理结构的巨大失衡：由于某一时期混浊不透明的感性遮蔽了理性，或者说重新找回被弱化了的主体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的主体性有实践主体性与精神主体性的两重性。中国文学新时期以后是典型例子，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一段时间，文艺家把实践的人看作历史运动的核心，重新回归到人本身，特别是精神主体性。文艺家塑造出来的“主体形象”是主客体互相转换，达到统一后的新主体。这样一来，无论是创作者还是由创作者塑造出来的人物，都具有了主体性的属性。这一时期的文学阐释也开始以大量篇幅围绕“人本身”的话题展开讨论。
审美自主权的维护首先是一系列审美理论的提出。当审美主体得不到自足的情况下，出现审美伤害和审美剥夺，文艺理论界提出审美反映论。第一，从文本本身挖掘美和生活的意义，必须首先确定美是艺术的本质属性。第二，文学的特征是情感性的。李泽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批评了流行多年的“文学艺术是认识”“文学艺术的特征是形象”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是通过情感来感染它的欣赏者的，它让你慢慢地、潜移默化地、不知不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不像读本理论书，明确地认识到什么。”第三，文学所反映的都是具有审美价值的生活。文学艺术一旦被教条化，其审美价值将大打折扣。文学一定是发现生活中的事物与美有某种关联，才具有审美价值。第四，审美反映论，在确认审美特征的前提下，将这些观点学理化，形成知识体系，提出严谨的关于审美特征的学说。
审美意识形态论、审美形式论、审美超越论等大讨论也是新时期以来的重要文论现象。新时期以来多次围绕文艺意识形态进行讨论。文艺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性是文艺理论绕不开的话题，由此延伸到审美意识形态的争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讨论“对纠正文学理论的美学化和虚无化倾向，回归唯物史观的意识形态理论批判功能，起到了很大作用”。关于审美形式论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讨论这一理论的渊源，马尔库塞的审美形式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美学形成尖锐的对立。1990年代末，张政文先生将审美形式论的渊源追溯到德国古典哲学，认为“审美形式理论的发展直接依赖于哲学认识论”，并强调康德的审美形式理论对当代美学理论研究有积极影响。马尔库塞的审美形式论与俄国形式主义诗学之间是否存在着继承关系，也是争论点之一。审美形式论的讨论对中国美学建设显然有积极意义。王元骧先生提出的“审美超越论”，从社会学和文化思想的角度思考审美的问题，超越了审美形式和方法，认为文艺确立人的信仰这一作用是审美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审美是人类实现自我超越、自由与解放的必要途径。
三、新技术+新观念：重估经典作品
网络时代自媒体式的公共阐释，导致对现代经典的认同出现更多的分歧。公共性阐释包含非理性因素，没有一个既定的标准。偏认知功能的接受者希望从作品中获得知识性的东西，偏审美功能与情感性（感性经验）的接受者希望从作品中获得精神和心灵的慰藉，偏历史性功能的接受者希望从作品中获得某种价值和文化认同。这种对经典感知的强弱是他们判断文学作品是否成为经典的根本要素。文本意义的层次是另外一个话题，有些作品的表层意蕴是倾向于审美功能和感性体验，它的深层意蕴却有很强的历史性和知识性，需要读者用力挖掘。伟大的经典总是不能让人一眼看透。作品固有的价值属于哪一种倾向，需要不同时代的公共阐释。大多数作品很难包含所有的倾向。像《红楼梦》这类作品可能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但读者仍然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正如鲁迅对《红楼梦》读者的分类，“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小引》）。卡夫卡之所以生前默默无闻，死后才成为经典，用冷酷的感性体验包裹了深刻的认知，读者需要像打开核桃壳一样用力，才能品尝到美味的果肉。他的思想的超前性和深刻性一开始就是一种拒绝读者的姿态。
（一）网络文学经典化问题
在文学史上，很多通俗性作品一开始都不被看好。宋元话本起于勾栏酒肆，被正统文人看不起。小说从“小道”升为主流体裁花了漫长的时间。网络写作还处在幼年时期，幼年时主体性是比较弱的，比较容易受他人和外在因素的操控。主体性成型需要社会环境和历史的塑造。通俗性作品很容易变成“有固定的套路”的类型化写作。类型小说很容易获得读者的青睐，如官场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等，民国初期的鸳鸯蝴蝶派曾经“洛阳纸贵”，网络小说如玄幻、修仙、家庭伦理、科幻、宫斗、盗墓等。模式化写作与流水作业是反经典路线的。早期阅读网络文学需要跨越一定程度的技术壁垒，至少需要一台电脑。手机普及以后，这个壁垒自动消除。另一个壁垒难以消除，那就是阅读网络文学需要投入较大精力和较长时间，造成另一种意义的“有难度的阅读”。一部优秀网络作品想要像传统纸质出版物那样得到广泛传诵，必须经过二次创作，改编成电视剧、游戏、动漫，需要资本介入，需要文化产业链的支持。点击率、跟帖都是网络文学与读者互动的一种普通的阅读形式。互联网技术形成的新的社会群体“宅男”“宅女”们，他们是网络文学的公共阐释者。量与质是网络写作的二元对立模式，有量才有存在感，量是网络写作存在的必要条件，催更、打赏都是鼓励量的手段。毫无疑问，在海量的文字中，人的智思被摊薄，有效性被稀释，与传统概念中“高度浓缩”“人类智慧结晶”的经典特征不相符。网络文学的经典化问题一直悬置在这里。经典无疑都具有独创性，它的独创性如何呈现？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认为文学的独创性概括起来有这几个特征。第一，必须让人看上一眼，就能立刻明白是他的作品。第二，必须凭一己之力对自己风格更新换代。第三，其独具特色的风格必须随着时间流逝化为标准，吸纳到人们精神中，成为价值判断基准的一部分，或成为后来者丰富的引用源泉。网络文学如何标示独创性？无论是风格、文字，还是思想，要让人一眼辨识出来，需要有极大的阅读量，有对比阅读。要想“成为后来者丰富的引用源泉”，需要句式的锤炼和思想的前瞻性。这是网络文学需要面对的难题。传统的写作，读者愿意忍受长长的铺垫，还时不时回头品味作家的用心，在春秋笔法、草蛇灰线中发现一些隐藏很深的微言大义。经典被反复阅读，不断阐释，能够解释人的基本情感、一般经验。由于超强的体力透支，网络文学是年轻人的天下。年轻化存在题材和生活阅历单薄的问题，缺少生活经验和知识积累，难有创新和突破，加上商业手段的催逼，难免题材类似、桥段重复、人设雷同。传统文学尚且有不可避免的同质化现象，网络文学这一现象更不可避免。等到有生活阅历后，青春不再，网络写作属高强度劳动，体力承受不起。那些一开始就追求品质，重视文学性，走传统路子的作者，会因为经济、体力等各种原因退出网络。这样一来，网络始终留不住有实力的作家。有力量的作品是作家深刻地用情、用心的结果，需要沉淀和笨拙地操作，网络写作单纯的速度意识会与这种要求形成对抗。现实对艺术家很苛刻，智力资源是活性的、变动不居的，需要时时刻刻补充能量，积累库存，有节制的运用。
（二）公共阐释中的另一个“公众”
无限分割、碎片化、格式化，是网络时代的阅读和传播的特征，公众的评判很难集中在同一个方向。资本和媒体可以操控。大数据平台默认一种阅读风格后，不断推送同一类型的文章。电子新闻媒介已经开始用AI当编辑（AI选送的文章点击率比人工编辑要高得多）。而且AI通过大数据测算出人们的喜好，能有效地抓住关键词，是最称职的“标题党”。公共阐释与传播媒介方式对文学经典的决定性作用，在资讯不发达时期，有多少沉默的文本本该成为经典而没有成为经典。那么，资讯和传媒极度发达的时代，同样有优秀的文本被AI和数据平台筛选掉而依旧是沉默的文本。资本和资讯的高压与经典化构成对立关系。同权力和政治高压一样，公众在这种高压之下都是沉默的羔羊，公共阐释中的“公共”成为不完全的“公共”。“每个人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知识、行为规范、制度，都是现实的基础。在这个现实基础之上，阐释主体在建构对象时必然也被对象所建构。”作为传统阐释主体的人的“公众”尽管有发声的权利和平台，但仍然避免不了被新规则（人工智能）挤兑。从而构成一种双向缺席，原本有发声权利的阐释主体的缺席和阐释对象中被埋没的优质要素的缺席。
（三）人工智能与文学阐释新规则
人们不断地预测，在未来若干年，人工智能会取代哪些工种。连作家都有一种危机感，因为机器人偶得和小冰已经可以写出不错的诗句。作家韩少功做了一个试验，他把两首诗放在一起，让人们辨认哪一首出自机器人，哪一首出自古代诗人。两首诗如下：
其一
西窗楼角听潮声，水上征帆一点轻。
清秋暮时烟雨远，只身醉梦白云生。
其二
西津江口月初弦，水气昏昏上接天。
清渚白沙茫不辨，只应灯火是渔船。
其中一首来自宋代诗人秦观，另一首出自IBM公司写诗软件“偶得”之手。接受测试的是某大学三十多位文学专业研究生，只见他们“犹疑不决抓耳挠腮”。机器人冰冷坚硬的躯体居然能写出柔软温暖的诗句。那么，反过来说，机器人能读懂这样的诗吗？伽达默尔认为：“没有一件艺术品会永远用同样的方式感染我们。”他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是因为文学艺术本身的复杂性、神秘性和不可知性。当阐释者带着问题去解读某个文本，那么阐释者不可能用“我们已经知道”的方式去获取一个答案。接受者不能从文学艺术作品上获得一个对应的信息，也不可能像对待新闻报道那样理解其全部的意义。那么，这给人工智能提出了挑战。AI可以写诗、作文、绘画，但它没有情感，不能被感动和感知，它是否可以担任文学评论家。面对一个从未被评论过的作品，它是否能够调动数据库组装成某些观点，对这个文本进行一种新的“认知”。最为关键的是，它是否能辨别经典。假使它把所有的检测经典的标准都罗列出来，去检验一部作品，由于缺少感动，它的判断是否可靠。按照这个规则，只要读者细心体会这两首诗，不难发现真假。韩少功在《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一文中认为：“人机之间的主从格局，最终能否被一举颠覆？一种逻辑化、程式化、模块化、工具理性化的AI最终能否实现自我满足、自我更新、自我嬗变，从而有朝一日终将人类一脚踢开？……不用怀疑，有关争议还会继续下去。”事情结果到底怎样？谁也说服不了谁。不过这种怀疑争议“恰好是人类智能的自由特权之一。换句话说，也是一件机器人尚不能为之事”。机器人充当价值判断者是有问题的，文学阐释恰好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
并不是说人工智能在经典阐释方面完全束手无策，它仍然可以做一些初级的工作。将已有的经典作品以及对经典作品的评论输入数据库，根据大数据，以往的人类经验，它还是可作一些适当的判断。人类总是感觉经验不足，在如何挑选经典这件事情上相当费脑力。评论家告诉人们哪些是经典，哪些不是，似乎都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并且拿不出有足够说服力的东西。将来人们会不会依赖AI去做这一项工作，它会说出一千条正当的理由，因为它有大数据支撑。
日本文学理论家夏目漱石在《论文学》中把文学性用符号表示，试图使其公式化。他认为，一般而论，文学内容，若要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F+f），其中，F表示焦点印象或观念，f代表情绪。大体上可以共为三种：1.有F而无f，即有知性的要素，而缺少情绪的要素，例如我们关于三角观念中，就没有附带什么情绪。2.伴随F而发生f，例如我们对于花儿、星星等的观念。3.只有f，而找不到与其相当的F，所谓“fear of everything and fear of nothing”，意即没有任何理由而又感到恐怖之类。以上三种，成为文学的是第二种情况。AI对于1和3的情况是没有问题的，由于 2有f，对于花儿和星星产生的联想，受到的感染，带来的复杂的情绪，都是根据接受者个人的情感历程和教育程度决定的。机器人偶得永远不会有“清渚白沙茫不辨”这种巨大的感情困惑。读者有时候阅读文学作品时被某个情节或者意象感触，产生极大的情感波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f要素。这正是限制人工智能的要素。
文化批评阐释根据文艺现实的内外环境变化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其理论基础涉及文学外部经验，如在人类学寻找种族与文化传统问题，通过政治学标准识别文化权力和意识形态问题，从社会学和伦理学中寻找阶级、秩序、族群等问题。而文学内部经验如审美、艺术表现力、语言构成、人物塑造等因素则转化为外部的社会学样本。文学总体的愿望是为了抵达美好，但大多数时候呈现的是不圆满，包括错误和遗憾。作品中的人物，可能为了守护情义，而做出一些看似“糊涂”的选择，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文学一直试图通过感性的方式构建一种人类健康发展的价值体系，传统的文学阐释方法倾向于将文学视为人的精神停靠点，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这一价值框架被打破。文化批评放弃对文学内部的观察，把文学单纯地作为历史对象加以考察，执着于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利，这正好是新技术、人工智能可以做到的事情。文化批评是否能从历史对象中走出来回到精神故乡，体察人的感觉、知性和理性所构成的丰富复杂景象。从对象返还到文学内部、返还到精神本身，这是当下文化研究需要解决的难题。
原刊责编：胡政平